1949年，蒋介石下令把青岛炸成废墟。刘安祺接了命令，嘴上没说什么，转头却把亲信叫进屋里，关上门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是山东人，要是亲手把青岛给毁了，往后山东几千万人金股配资，祖祖辈辈都要戳我的脊梁骨。这个骂名，我背不起。”
这一幕发生在1949年5月底的青岛。彼时，解放军已渡过长江，上海战役尘埃落定，整片北方大地，仅剩青岛、即墨等几处孤岛仍盘踞着国民党军队。原本在胶州湾为国民党撑腰的美军第七舰队，眼见大势已去，于5月27日深夜黯然撤离。
驻守青岛的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，手里物色着七万残兵，面对着解放军第三十二军的合围，人心惶惶，退路只剩下一望无际的大海。
就在这节骨眼上，蒋介石派专机半夜飞抵青岛，将刘安祺密召至溪口。密令上字字滴血：撤退可以，但必须实行最冷酷的“焦土政策”。大港码头、四方发电厂、白沙河自来水厂以及各大纺织厂，必须通通夷为平地。为了确保任务完成，国民党特务直接从上海押运了两万多公斤烈性炸药，密存在团岛的军火库里。
一旦引爆，整座美丽的海滨名城顷刻间将化为火海，近六十万百姓将流离失所、沦为焦炭。刘安祺看着堆积如山的炸药，头皮发麻。身为黄埔三期生、老蒋的心尖嫡系，抗命是死罪；可若照办，他将永世不得超生。
就在他进退两难时，一位73岁的老人敲开了他的房门。此人正是清末举人、前山东省议会议长张公制。张公制在山东两界德高望重，刘安祺一向视其为敬仰的前辈。其实，老人的背后正是中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的暗中委托。
张公制一落座，便直奔主题：“阁下是山东人，应该给家乡留下厂子。要是按下电钮，毁了这满城水电，你将遗臭万年，无人上坟烧纸。”这番直击中国传统伦理痛处的话，让刘安祺彻底破防。他沉默良久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拉着张公制的手低声道：“我是山东人，哪里不想在本地留个好名誉呀！我接受您的善意。”
话虽如此，可城内特务密布，若被发现消极抗命，不仅军职不保，甚至可能被就地正法。刘安祺展现出了惊人的“职场智慧”。
他表面上大张旗鼓地让工兵在电厂、水厂和码头的承重墙上凿洞，把两万公斤烈性炸药堂而皇之地运进城安放，甚至亲自陪同南京派来的督战官到现场视察，拍着胸脯保证“万无一失”。
可在私底下，他却召集了最信任的亲信工兵，下达了一道死命令：“给所有炸药的引线动手脚！要么剪断雷管虚接，要么换上受潮失效的药芯，核心设备一根钢筋、一根管线都不准毁！”工兵们领命，借着夜色掩护，悄悄对埋在发电机组、水泵房地下的引爆线进行了大范围的技术“阉割”。
1949年6月2日中午，大撤退进入尾声。青岛港口军舰和运输船密密麻麻，刘安祺率部十余万人浩浩荡荡登船撤离。
当最后一艘军舰缓缓驶离栈桥，按照老蒋的死命令，工兵按下了总引爆器的电钮。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预想中那惊天动地的巨响，可海面上仅仅传来了几声沉闷而微弱的闷响。那是工兵在无关紧要的垃圾堆和空地上放的“礼炮”。
硝烟散去，四方发电厂的烟囱依然在冒着轻烟，自来水厂的机器依旧在轰鸣，胶济铁轨完好无损，大港码头安然无恙。
几个小时后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二军浩浩荡荡开进市区，惊奇地发现，迎接入城部队的，是一座水电畅通、机器轰鸣、毫无破损的完整青岛。
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得知青岛几乎毫发未损，当场暴怒，摔了茶杯，大骂刘安祺抗命不遵。可奇怪的是，刘安祺到了台湾，不仅没有被治罪，反而一路官运亨通，最终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。
因为刘安祺在撤退时，不仅带走了几万精锐部队，还打包了中纺公司的棉纱、青岛啤酒厂的整套生产线，甚至运走了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。对于彼时手里无兵无饷、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老蒋来说，刘安祺带回来的“家底”就是最硬的通货，远比一堆废墟值钱得多。
刘安祺用一招瞒天过海的“假爆破”，既应付了多疑的领袖，又保全了自己的名声，更护住了家乡几百万百姓的命根子。
时隔多年，当年硝烟早已散去。但青岛人永远会记得，在那个决定城市命运的1949年夏天，一个山东将领在天平的两端，用最后的良知和智慧，为自己的家乡撑起了一把免于毁灭的保护伞。这金股配资，或许就是历史最温情的一抹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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