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汤恩伯丢下发妻逃往台湾故城县股票配资，原配马阿谦求助新政府：“帮我带个话，让他寄点钱！”新政府听后，做了一个暖心决定。
1949年深秋，浙江武义县。刚刚建立的新政府妇联接待站门前，走来一个满脸沧桑的中年妇女。她手里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，站在门前局促不安，双手不停地揉搓衣角。
接待站的干部见状赶忙迎了上去，温和地问道：“大姐，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解决吗？”
妇人怯生生地抬起头，犹豫了半天，才从嗓子眼底挤出一句带着浓重乡音的话：“政府……能不能帮我给克勤（克勤是汤恩伯的原名）带个话？让他寄点钱回来，我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。”
接待员一头雾水，疑惑地问：“大姐，克勤是谁？”
妇人低下头，小声地吐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瞬间屏住呼吸的名字：“他叫汤克勤，外面的人都叫他汤恩伯。”
听到“汤恩伯”三个字，接待室里瞬间安静得落叶可闻。汤恩伯是国民党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，也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反动派。而眼前这个穷困潦倒、连饭都吃不上的农村妇女，竟然自称是汤恩伯的妻子！
接待干部神色凝重起来，赶忙坐下耐心询问。随着妇人断断续续、夹杂着泪水的诉说，一段尘封了三十年的凄凉过往，缓缓展开。
这个妇人叫马阿谦。她出生于浙江永康的一个书香门第，父亲是个秀才，家境殷实。1918年，马阿谦奉父母之命，嫁给了家境贫寒的汤克勤。
婚后的汤克勤心比天高，一心想要东渡日本留学。可是，当时的汤家穷得揭不开锅，拿不出昂贵的出国学费。
看着丈夫每日唉声叹气，贤惠的马阿谦做出了一个决定。她毅然打开嫁妆箱，将父母陪送的金银首饰、绫罗绸缎全部变卖，甚至回娘家挨家挨户去向亲戚借钱。
在旧时代，马阿谦几乎用自己的全部家底，生生给汤克勤凑齐了赴日留学的路费。
“克勤，在外面好好念书，家里有我，你放心。”
离别时，马阿谦抱着出生不久的儿子汤建元送别丈夫。她天真地以为，只要自己苦守，终能等到丈夫衣锦还乡。
然而，她等来的却是一场背叛。
汤恩伯在日本留学期间，高攀上陈仪的义女王竟白。有陈仪提携，汤恩伯的仕途自然青云直上。
1926年，汤恩伯学成归国。他回来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去武义老家看望阔别多年的妻儿，而是给马阿谦寄去了一封离婚协议书。
马阿谦如遭雷击，带着儿子连夜赶去见汤恩伯，试图挽回。
可已经飞黄腾达的汤恩伯，脸上只有厌恶。他冷漠地甩出300块银元作为安家费，便强迫马阿谦签下了离婚协议。
虽然离婚了，但马阿谦重情重义，觉得自己依然是汤家的儿媳。她坚守在汤家老宅，一边替这个抛弃她的男人赡养体弱多病的父母，一边独自含辛茹苦地将儿子汤建元抚养长大。
三十年转瞬即逝。汤恩伯靠着关系和治军，一步步爬上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宝座。他娶了新欢，过着奢侈生活。而马阿谦却在老家武义，生生熬成了满脸皱纹的农妇。
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前夕，兵败如山倒的汤恩伯准备带着家眷逃往台湾。他带上了娇妻美妾，带上了无数搜刮来的财宝，甚至派人把马阿谦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汤建元也接上了撤退的轮船。
可是，他却唯独留下了已经年过半百、在老家为他苦守一生、养老送终的原配马阿谦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马阿谦生活陷入绝境。她没有收入，无依无靠。更可怕的是，“汤恩伯发妻”的特殊身份，随时可能让她万劫不复。
走投无路之下，她才鼓起勇气走进了新政府的妇联接待站。她只是一个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旧式妇女，在她的朴素认知里，汤恩伯虽休了她，但依然是孩子的父亲。
如今自己快饿死了，她觉得找“孩子爹”要点赡养费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她根本无法理解，海峡两岸已经处于生死对立、天各一方的敌对状态。
“大姐，你先别哭，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如实向上级汇报。”接待干部听完后安慰说。
新政府迅速展开深入调查。经核实，确认马阿谦只是本分善良的家庭妇女，不仅未参与反革命活动，反而默默照顾汤家老人，尽了孝道。
高层得知后，展现出了极高的人道主义胸襟：“历史的账，不能算在一个无辜、受尽苦难的旧式妇女头上。”
最终，地方政府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暖心决定：新政府不仅没有清算马阿谦，反而由民政部门出面，按月为她发放生活补助金，并妥善安排了她的住所。
这笔在战乱废墟中发放的补助金，保全了这位可怜女人后半生的体面与温饱，让她在大陆得以安度晚年。
历史是冷酷的，但也是温暖的。
汤恩伯晚年在台湾失势，最终病死在日本的病榻上，临终前身边唯有凄凉与继妻的冷漠。
而他曾经绝情抛弃、试图置于死地的发妻马阿谦，却在自己曾誓死对抗的“新中国”的怀抱里，得到了最温柔的善待。
这场关于大义与背叛的博弈故城县股票配资，终究在时间里给出了最公正、也最令人感叹的答案。#寻找时代笔杆子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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