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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祁东，一位老人身体不适走进路边牌馆休息，进店一分多钟便晕倒。店主见状立刻帮扶、送医，但老人最终不幸离世。然而，等来的不是一声感谢，而是一纸索赔——老人家属向店主索赔10万元。双方在派出所两次协商，赔偿金额从10万元“砍”到1.9万，店主被迫支付，备注栏赫然写着“人道主义补偿款”。
一场彻头彻尾的荒唐闹剧。
祁东县司法局已确认：店主没有过错，不承担法律责任。既然如此，这1.9万元从何而来？凭什么要给？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84条写得清清楚楚：“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。”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解读：因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导致被救助者损害的，一律免责。“比如做心肺复苏时将被救者的肋骨压断，施救者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。”立法者的意图再明确不过——为善意撑腰，为好人护航，不让英雄“流血又流泪”。
然而，法律条文白纸黑字，到了执行层面，却变成了一场“各打五十大板”的和稀泥。明明无责，却要“人道主义补偿”；明明做好事，却要掏钱买平安。这不是人道主义，这是对善意的变相勒索。
2006年南京彭宇案，小伙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诬告，法院凭推论判其赔偿，从此“扶不扶”成了全社会的道德困境。近20年过去，类似事件仍层出不穷：湖南常德尹先生扶起摔倒老人，被家属索赔3万，花了十几天找监控才自证清白，家属最后只说了句“对不起”。江西17岁小伙搀扶老人反遭掌掴诬陷，幸亏警方调取监控还他清白，老人因殴打他人被依法行政拘留。如果没有监控呢？
回到湖南祁东这起事件。最令人愤慨的，不是家属的索赔——人死了，家属悲痛之下提出不合理诉求，尚可理解。真正令人寒心的，是调解机制的态度。
派出所两次协商，把10万“调解”成1.9万。明知道店主无责，却让店主掏钱“息事宁人”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用善意的钱包为恶意买单。这叫用和稀泥的方式，把法律的刚性碾成了粉末。
有网友一针见血：“明显的讹诈派出所为什么要调解？这不是纵容讹诈人么。”说得对。当调解不再是查明事实、主持公道，而是“你出点钱、他别闹了”，善意的成本就被无限抬高，恶意的成本却被降到了零。
今天店主出了1.9万元“买个清净”，明天就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店主被同样的逻辑逼迫掏钱。每一次“各退一步”的和稀泥，都是对社会良知的公开凌迟。
更要追问的是：讹诈者的法律责任在哪里？江西17岁小伙案给了我们一个正面的范本——警方调取监控还原真相，老人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。这才是法律该有的样子：让违法者承担责任，让正义得到伸张。
反观祁东这起事件，家属索赔10万，最终拿到1.9万，零成本、零风险、零惩罚。这不是鼓励什么？这不是在告诉所有人：讹一把试试，反正不亏？
有人说，死者家属也不容易，老人走了，情绪激动可以理解。这个观点完全无法苟同。悲痛不是讹诈的通行证，情绪不是违法的免责牌。如果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属都可以用悲痛为借口向无辜者勒索，那这个社会的底线在哪里？法律是情感的堤坝，不是情感的垃圾场。
法律的任务是分清是非，而不是抹平是非。调解人员的责任是主持公道，而不是当和事老。当法律条文已经写得明明白白，当官方已经确认店主无责，却依然让好人掏钱消灾——这不是调解，这是对法治的嘲讽。
祁东县司法局已经介入调查，相关部门提出愿意将赔偿款补贴给店主。补贴？店主根本不该出这笔钱，何来“补贴”一说？ 正确的做法是：责令家属退还1.9万元，向店主公开道歉，并依法追究其诬告、敲诈的法律责任。同时，政府应当公开表彰店主的善举，给予奖励——让全社会看到：做好事不仅不会被罚，还会被奖。
“扶不扶”三个字，拷问的不只是个人的良心，更是一个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。当法律不能为好人撑腰，当调解成了恶意的保护伞，当讹诈成了零成本的生意——下一次，当有人倒在街头，还会有谁伸出手？
我们有了《民法典》第184条，却在实际执行中打了折扣。法律的生命不在于写在纸上，而在于落到实处。一部写在纸上却执行不了的法律，比没有法律更可怕——因为它给了人希望，又亲手掐灭了希望。
有关部门，请回答这个问题：当善意被当作提款机，你们准备怎么办？是继续和稀泥、各打五十大板，还是拿出法律的硬度，让好人挺直腰杆、让讹诈者付出代价？选择前者，社会道德将继续沉沦；选择后者，才能重建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的社会信任。
法律必须为善意者撑腰，而不是为恶意者买单。 这1.9万股票20倍杠杆，必须退还；这起讹诈，必须追责；这位店主，必须正名。否则，寒的不是一个人的心，是一个社会的良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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